安庆之寻禅、寻声、寻文、寻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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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知他们报出的选题后，诧异于他们选题之准确精到。出于体制上考虑我让他们与市主管部门报告一下此行采访目的。因是同行的，亦是对安庆的热爱，我选择在夜间与他们穿越这个城市，进行观看
　　回京后没一个月，他们便寄来了《优品》，开篇便是他们所写近二万字的《分成两半的安庆》，从寻禅、寻声、寻文、寻武出发图文并重，风生水起。
　　夜晚时分，站在人民锦江之星酒店门口看安庆，觉得这城市和中国任何一个二线城市没什么两样。一样的连锁酒店，一样的沿街商铺，一样的繁华，一样的嘈杂，一样的落寞。
　　我们过菱湖。我很少在一个城市里看到一个如此大的湖泊。西湖能超过它，但西湖只有一个。“夜阴一刻一刻的深了起来，月亮也渐渐的泛起光来了，天空里从银红到紫蓝，从紫蓝到淡青的变了好几次颜色”。这是现代作家郁达夫在小说中对安庆菱湖夜色的描写。
　　我们又吴樾街。那是安庆最繁华的街道之一，他的得名来源于安庆桐城人吴樾。我记得历史书上讲过，1905年10月24日，清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吴樾怀揣，准备刺杀他们。不料无意引发了怀中的，吴樾壮烈，刺杀没有成功。出发前他曾留绝笔书给未婚妻，大意为：不成功，便成仁，愿以鲜血揭露清廷，。
　　曾经沧海，早已是，换了。去看英王陈玉成的府邸，“金陵王气黯然收”，如今成了穷苦人住的大杂院。曾国藩在安庆任家坡的两江总督行署也只缩影为一张时人拍下的黑白相片。在安庆这块沃土上长成的黄梅戏如今倒是风靡，而桐城派呢？
　　若说安庆是中国现代文化、工业文明的源头之一，谁信？但曾国藩的确在这里设立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厂安庆军械所，那年是1861年。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台木壳蒸汽轮船“黄鹄号”也诞生在安庆。稍后的1899年，中国第一台电话机也诞生在这里。
　　不知不觉间，我们走到长江边。
　　美丽的岳西上摄影：安庆塔影横江
　　啊，我差点忘了安庆的风光。这是一座江城。大别山与长江在此相遇，而山中是安静的禅圣地。可以想象，这曾是中国最美的地方。也难怪朱光潜、白华、邓以蜇等近代美学大家能诞生在这里。
　　在中国佛教的所有派中，禅的影响最为深远。禅六祖当中，二祖、三祖、四祖都曾在安庆地区，三祖寺仍是全国著名的禅古刹，而它所在的天柱山更吸引了无数的佛家者、、文人，乃至观光客；而二祖寺所在的司空山更在大别山腹地的群山之中，它偏僻却无比重要，被原中国佛协会长赵朴初称为，“中国禅第一山”。
　　当走到司空山这深邃的大别山腹地时，他看到一幅完全不同于北方大地的恬静画面，发现越来越接近自己未来的家了。他安顿下来，隐居，在此之前他居无定所，到处行走，也许有一种朦胧中的因缘他，而千年后，这里便成了禅的第一位中国传人的地方。
　　离开安庆城区几个小时后，班车开进了属于安庆管辖的岳西县城。这是一座沿着两条交叉的公发展起来的小县城。从此地到司空山还有七十公里，长途车站内的停车场上横七竖八窝着一排本地小巴，车窗前都挂着一块牌子，写有县城周边各个村镇的名字。我们找到挂着“店前”牌子的小巴，上了车。
　　车并不着急走。因为去“店前”的人少，所以司机会等上很久，等车上都坐得差不多了，才出发。同车的多是亲戚、邻居、熟人、朋友，聊天的不少。不时，有卖零食和小饰物的摊贩上车来兜售生意。大家都不急不忙，没有催促的意思。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埋头看书。
　　终于等到发车，前往司空山的道更为曲折。山上的之字形转弯比比皆是。愈向山中深入，车窗外的景色愈发迷人。经过亿万年时光形成的花岗岩峰丛地貌在道旁次第展开，不时看见白云萦绕在群山间，甚是美丽。
　　石牌镇老街。摄影：安庆塔影横江
　　两小时后，小巴开进一道狭长的山谷，店前镇到了。这是个仅有一条街道的小镇。乘客们都下了车，我们问司空山在哪？司机指西北方向说，有好几公里呢，没车上去。问能否帮忙把我们送到司空山脚下的二祖寺。他应诺了，小巴出镇向西往上爬，果然开了两三公里，停在无相寺的山门前。下的车来，我们正要给钱，巴士司机却走了。
　　为了证明诚意和决心，慧可将左臂砍下来，献给达摩。祖师问慧可为何而来。慧可答，他无法做到息心止念，需要帮助。达摩说，把你的心拿来，我帮你息心止念。慧可愣住了，回答说：我找来找去，都没找到我那颗心。达摩于是说道：既然如此，便是你已经了。慧可闻言，幡然，从此成了达摩的，并跟随达摩六年，得传衣钵，就此成为中国禅二代祖师。
　　房间里一桌，两床，一凳，除此别无他物。没有电脑，没有电视，没有网络，这些在一位禅者那里都不是问题。他不会感到乏味和缺少。我们也难得回到这么简单自在的生活状态，我想着慧可总算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之所，就这么入睡了。
　　早课完毕，当家带我参观各处。最引人怀古的地方要数山上的传衣石、二祖洞和三祖洞了。在一块侧面陡峭、表面平坦的巨石大书“观空”两字，旁边雕刻着“二祖大师传衣之台”。公元552年，慧可就是在这里将衣钵传授给三祖僧璨。
　　又问：“今日见到，已知自己是一个僧人了，但不知何为佛法。”慧可说：“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汝知之乎？”这才，说：“今日始知人的罪不在内，不在外，也不在中间，在于其心，佛法也是如此。”慧可闻言，十分喜悦，即为剃度，高兴地说：“是吾宝也，宜名僧璨。”
　　后来想起这比喻来，觉得禅真是动人。完全不需要语言，心心相印就好。还有六祖慧能说的那句广为流传的话，“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而三祖僧璨唯一留存后世的《信心铭》的开头也有一句话，“至道无难，唯嫌拣择。”
　　一千五百年前，印度僧人达摩把禅带到中国。但只有极少数具备慧根的人可以通过苦修一窥禅的堂奥。而僧璨不像他的两位前辈那样高不可攀了。达摩祖师在山洞里面对石壁一坐九年；慧可在雪地里一站好几天，最后还砍下自己的胳膊。而僧璨也许是在告诉我们，外在的形式都不重要，每个人如果回到内心，回到生活，众人皆能成佛。果然，禅的影响越来越大，而自从它来到南方，便再也没有苦修，没有断臂，而向往和者更多了。
　　当家带我去慧可和僧璨的地方，这两处地方都极小。二祖洞在一个石头屋内，打开大门，里面有二祖像，还有清澈的泉水流出。三祖洞则是纯天然的山洞，里面空隙不过五六平方米。洞的东面还有一条天然的石缝，透过石缝，可观日出。
　　三祖寺不在司空山上。他在属于安庆管辖的潜山县天柱山脚下。590年，僧璨离开了幽僻的司空山，行至名声显赫的天柱山。他收了一名，十四岁的沙弥道信。一信前来，说：“愿慈悲，乞与。”僧璨说：“谁缚汝？”道信答：“无人缚。”僧璨说：“何更乎？”于是道信大悟。这个孩子后来成了僧璨的衣钵传人。
　　我想起李白。这个一生好入名山游的诗仙，估计是被这里浓厚的禅气息吸引，当年避居司空山一年有余，汲取山之仙气，留下了《舒州司空山瀑布》和《避地司空原言怀》等五首佳作。我不知道，像我们这些带着帽子、手套、穿着登山靴，手拿相机，背着一袋子书籍和资料，来去匆匆的游人，是否能领会这一座名山的盛情和悲悯。
　　光绪五年（1879）农历8月16日的上海《申报》上，第一次出现了关于黄梅戏的报道，只不过那个时候它的名字还叫做“黄梅调”。“黄梅小戏与花鼓戏没有太大的差别，少年子弟和农村妇女都喜欢听，没有比这更伤风败俗的了，地方屡禁不止。”这就是黄梅调最初的处境，由于其中包含很多男欢女爱的唱词，所以被定义为“淫戏”，遭到的。
　　现在比较的说法是黄梅戏的最早源头来自湖北与安徽交界的大别山地区。传说清朝乾隆时期，湖北省黄梅县一带的大别山采茶调传入毗邻的安徽省怀宁县等地，与当地民间艺术结合，并用安庆方言歌唱和念白，逐渐发展为一个新的戏曲剧种，当时称为怀腔或怀调，这就是早期的黄梅戏。
　　正是这样一个在大别山里孕育而生的小戏，由于唱腔优美，朗朗上口，又十分简单通俗，所以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很快受到了乡亲们的欢迎。在这些小戏中，所唱内容大都是的生活百态，如《采茶歌》、《打猪草》等，这些小戏被传唱在田间地头，成为人们劳动时的消遣娱乐。
　　那时的戏班多为流动的草台班子，在各个乡镇间游走，艺人们根据生活中的编写人们喜爱的黄梅调，其中有一出小戏叫《苦媳妇自叹》，讲述了一个小媳妇每日辛苦劳作，受尽婆家的凄惨生活。这出小戏在演出时，很多有相同的妇女都不禁唉声叹息，泣不成声。
　　石牌镇被称为“戏窝子”，那里云集了大批的黄梅调和徽剧的演出班子，远近闻名。说到徽剧，这也是安庆为中国戏剧史留下的宝贵财富。清乾隆年间，“三庆”、“春台”、“四喜”、“和春”四大徽班先后进入演出，名噪华夏，这就是著名的“徽班进京”。清道光、咸丰年间，徽剧在同湖北汉剧等剧种结合，逐渐演变成了京剧。
　　拥有众多徽剧和黄梅调戏班的石牌镇让胡普伢如鱼得水，她在这里逐渐唱出了名堂。对于一名女子而言，这十分不易，因为当时戏班，女子不被允许唱戏。但对黄梅调的，最终让胡普伢成为有记载的第一位黄梅戏女演员，而让她爱上这门技艺的，正是那些反映民间生活的清口小调。
　　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那个叫严鸿六的16岁小女孩以一曲《小辞店》名震安庆。《小辞店》是全本大戏《菜刀记》中的一折。说的是有妇之夫蔡鸣凤外出做生意，住在开的店中。的丈夫是个赌棍，整日赌场鬼混，不顾家庭。对丈夫极为不满，却与忠厚老实的蔡鸣凤感情相投，二人产生了爱情。但蔡鸣凤终究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分别之时，二人悲痛欲绝。回到家乡的蔡鸣凤被妻子朱莲与其情夫所害，两人反而害死蔡鸣凤，收受贿赂的将流放。经蔡鸣凤之墓，殉情而亡。
　　在黄梅调中，有一个说法叫做“女怕辞店”，因为这部反映“婚外情”的黄梅调中有一段非常悲恸的唱段，且长达320多句，中间没有念白，光唱下来就要一个多小时，十分演员的。由于严鸿六将女主角的这段唱词表现得技艺非凡，震撼，赢得了大批戏迷的热捧，远近闻名，因此严鸿六改名严凤英。而严凤英这个名字在日后响遍了整个中国。
　　1955年，一部黄梅戏电影《天仙配》轰动全国，严凤英饰演的七仙女和王少舫饰演的董勇深入，同样深入的，还有那首《夫妻双双把家还》，这首黄梅戏中的经典唱段就像一首流行歌曲，在当时被人们广为传唱，而与流行歌曲不同的是，它一传就传了半个多世纪。
　　在今天安庆市菱湖公园的内湖小岛中，有一个精致的天地，被人称为黄梅阁。在它的外面，总会有一些戏迷自发组织在这里演唱，即便是冬日严寒，也总会有游客驻足于此。黄梅阁里有一尊汉白玉雕像，正是严凤英饰演的七仙女形象，在它的下面有部分严凤英的骨灰。今天的黄梅阁中并没有陈列品，除了雕像，只是一座空荡荡的院落。
　　桐城龙眠河摄影：安庆塔影横江
　　在安庆的这几天，我深深地感受到黄梅戏对这座城市的意义。虽然令国人的生活节奏迅速加快，黄梅戏的曲艺市场逐步萎缩，但是随着近两年人们对传统艺术的重视，黄梅戏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坐落在安庆市皖江公园内的黄梅戏博物馆边上有个大剧院，虽是周末，但剧院的售票亭中空无一人。我本以为是市场萧条所致，一打听才知道，由于黄梅戏名角韩再芬近期要在此演出，因此戏票供不应求，早早售光，售票亭自然是人去屋空了。可见，在安庆，还是有不少黄梅戏的戏迷于此，视之为瑰宝。
　　没有买到票，我们只好乘车来到安庆老城区的黄梅戏会馆，这里每天都有黄梅戏演出，前排的长条雅座售价要1200元，大多是团体订购，而像我这样的散客，多是坐在边上的卡座，票价53元，很划算。正值周末，无论是雅座还是卡座，都有不少观众前来，上座率达到七成以上，也算是红火。
　　原本担心不通安庆方言的我会难以融入这样的愉悦之中，却不想黄梅戏优美的唱腔，以及演员夸张但却活泼的表演依然让我痴醉其中，再加上两侧的字幕，和演员与观众的诙谐互动，观赏这样一台100分钟的大戏是轻松惬意的。
　　我不禁遐想，从当初的草台班子，简陋且简单，再到如今舞美灯光绚烂，剧场舒适，黄梅戏走过了怎样的沉浮，才能够在不断的中赢得新的宠爱。它已经不再是那个被在城市演出的乡间小调，而是被称为中国五大剧种之一的文化遗产。《打猪草》、《女驸马》、《天仙配》、《蓝桥汲水》等剧目经久不衰，只让人听得如痴如醉。在经历了和时期的相对低迷后，黄梅戏正在重新找到自己的舞台，焕发新的艺术青春。
　　尽管如此，这样的青春期来得依然略显憔悴，除了周末，周中的黄梅戏会馆中只有寥寥几名观众，且以中老年人为主。黄梅戏依然面临着较为的处境，它需要时间来赢得更多的关注，特别是那些年轻的观众，如果不能引起这些80后、90后的热爱，黄梅戏的春天难能再续。
　　值得一提的是，黄梅戏只是在中国内地的称呼，在港台，它依然沿用了时期的叫法黄梅调。1981年，一场由安徽省黄梅剧团带来的黄梅戏演出轰动了整个，当时有五个刚刚从艺校毕业的小姑娘担任了这次演出的主力军。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严凤英一辈的杰出演员已经老去或离世，于是这些年轻新秀成为了这场演出的。正是从这次演出开始，这五个小姑娘为黄梅戏带来了自严凤英之后的“中兴”，她们被人们称为黄梅戏的“五朵金花”。
　　这“五朵金花”分别是马兰、吴琼、吴亚玲、杨俊和袁玫。在1984年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马兰以一曲《女驸马》中的选段“谁料皇榜中状元”唱响全国，并让这段黄梅戏曲风靡一时。随后她又主演了电视剧《严凤英》，让更多的观众了解了这位传奇黄梅戏演员的一生。与此同时，与她同届的吴琼、吴亚玲、杨俊和袁玫也在黄梅戏的舞台上挥洒着自己的艺术才华，她们以精湛的表演把黄梅戏再度推向巅峰，使之成为人们最喜爱的曲艺形式之一。
　　1983年4月26日，上海《新民晚报》的文章写道：“戏曲唱片发行额居于首位，越剧、黄梅戏最受欢迎。”不仅是在中国内地，在，“五朵金花”的演出也是场场爆满，很受追捧。这是一个令演员们始料未及的盛况，对于第一次接触正黄梅戏的观众而言，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喜爱这个剧种？这就要感谢一位电影导演李翰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黄梅戏在遭到了寒冬，但在，它却如沐春风，一个叫李翰祥的导演在1963年拍摄了一部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因为制片人邵逸夫只给了他两个月的时间，因此李翰祥直接挪用了内地越剧版“梁祝”的剧本，音乐则基本套用了《天仙配》的曲子。
　　在这部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中，“访英台”这一唱段被誉为是最精彩的唱段，它改编自传统黄梅戏的“山伯访友”，在时期的长江流域就已经广为流传。就在这部黄梅调电影上映的同一年，一个10岁的小姑娘正是凭借一曲“访英台”，获得了中华举办的黄梅调歌曲比赛的桂冠，这个小姑娘就是邓丽君。
　　也正是同一年，有个9岁的小男孩在看到这部影片的后三分之一处时，泪流满面。38年后，当年这个男孩拍摄的电影《卧虎藏龙》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这个男孩就是李安。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他说：“影片《卧虎藏龙》的成功深深得益于38年前的一部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
　　我想，这就是黄梅戏的魅力，它把人们的生活片段，把悲欢离合用简单美丽的曲调表现出来，为观众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戏剧。即便它有过蹉跎的岁月，但它始终在传达“美”，是生活的美，是的美，甚至是的美。而谁又能够知道，这么美的艺术，还会造就多少个胡普伢、严凤英、“五朵金花”这样的戏曲名伶，又会造就多少个邓丽君、李安这样的文艺大师呢。
　　亲近左光斗的人开始凑钱，想把人弄出来，至少保条命。此不通后，他的家属和学生就想去探监，希望能见上最后一面。但这也被。最后，他的一位学生费尽浑身解数，才买通一位，进了。他换上破旧衣服，穿上草鞋，背着筐，装做打扫垃圾的人，来到左光斗的。
　　听到熟悉的哭声，左光斗醒过来，他认出跟前是最喜爱的学生。可是眼睛睁不开。他奋力举起胳臂用手指拨开眼眶，怒吼道：“蠢人！这是什么地方？可你竟然敢来！国家的事情，糜烂到了这种地步，我已经完了，你却如此轻率，不明，万一出了事，将来国家的事情谁来管！？”
　　后来，我去图书馆找了一本《桐城派文选》来读，这个流派有意思，很多人都写过游记，写过自然。戴名世写了《河墅记》、《慧庆寺玉兰记》，刘大櫆写了《游晋祠记》，《游万柳堂记》，姚鼐写了《登泰山记》，姚莹写了《粤东学使后园记》。桐城派似乎都是自然和美的观察者，在他们的作品中，人与自然是共时性的存在，是对等的，对话的，在心灵的交流中，与共。
　　戴名世，这位桐城派孕育过程中的继往开来者，在康熙五十年，因御史赵申乔参奏其“妄窃文名，恃才放荡”，“私刻文集，肆口游谈，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其直接就是戴名世门人尤云鄂为其刊刻的《南山集》中所收的《与余生书》。在这封信中，戴名世沿用了南明诸帝的年号。此外，书中还引述了同乡方孝标《滇黔纪闻》中有关南明的史实。康熙帝览奏，勃然大怒。遂下旨严查，时达两年之久，最后御裁：戴名世处斩，方孝标剖棺戮尸，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因大学士李光地的力保才没被处死。凡为《南山集》刊刻、贩卖者，均处流刑等。此案数百人，为清朝最大。自此，天下文人噤若寒蝉，避谈国事，以免招杀身之祸。
　　戴名世有篇文章叫《鸟说》，说的是一对小鸟结窝于“人手能及”的桂树上，就因为它们“色明洁，娟皎可爱”，最后被僮奴取走了，结果可想而知，必死无疑。戴名世不禁浩叹：“嗟乎！以此鸟之羽毛洁而音鸣好也，奚不深山之适而茂林之栖？乃托身非所，见辱于人奴以死！彼其以世为甚宽也哉！”
　　戴名世的文章，向往返璞，但为什么后来还是去考。皖江文化研究会会长汪军解释说：“作为一个文化人，一方面，他想归隐，但同时又不甘寂寞。他的文章，非常大气，舒缓。他信儒教，儒教讲求入世，所以他还是希望能够出来兼济天下，但同时他很纠结，在出与不出之间纠结。这也为他导致了最后的杀身之祸。”
　　比如另一位桐城派方苞。他为人刚直，好面折人过，当时的王公对他“颇厌苦之”。方苞一生最重要的事件是著名的《南山集》案，也是方苞一生的转折点，那时方苞44岁，因为为此集作序而。在里，别人都哭泣着等死，只有方苞坐在角落里看书。别人说：“都快死的人了，你怎么还笑眯眯地看书！”方苞答道：“朝闻道，夕死可矣。” 在狱中两年，他仍著作，著成《礼记析疑》和《丧礼或问》。
　　康熙五十二年，因重臣李光地极力营救，始得康熙亲笔批示“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方苞得以免死出狱，以平民身份入南书房作的文学侍从，后来又移到养蒙斋编修《乐律》。出狱后，他写了《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对现实的，对弱小者的同情，对伟大人格的赞美，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度。
　　在所有的桐城派里，汪军特别提到了姚鼐。、授业、解惑，是中国知识的主要职责，要履行这些职责，那就要教书育人。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早年中进士，入翰林，官至刑部郎中，但40多岁就辞官南归，在杨州梅花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徽州紫阳书院40余年，桃李遍东南，而支撑姚鼐坚守清贫书院生活的正是这种。
　　汪军说，到清朝，控制民间，而姚鼐却恢复宋学的传统，包括他的，也以书院为基础。“一方面可以讲，宋学是中国文化的高峰。宋学最大的特点是民间学者，它植根于民间，栖息于书院，崇尚。如果没有，没有，就不存在文化，包括朱熹、孔子，他们其实都是民间知识，”汪军说。
　　汪军认为，无论成就，还是影响，姚鼐都是最大的。但“姚鼐比较谦虚，说我的老师是刘大櫆，还有老师方苞，但实际上，姚鼐是桐城派真正的创始人。他年少成名，在乾隆时期，汉学气焰正盛，所以他退而求其次，到江南一带宋学。清朝的学派之争就是汉宋之争。由于乾隆时期汉学强大，所以姚鼐愤而辞官，以民间知识的身份，与清代宫廷的汉学文化相对峙。”
　　姚鼐辞官后，执掌教鞭长达40年之久，一生曾在多家书院当任过主讲，八十高龄时仍然倚床为批改文章。
　　在桐城文庙里遇见一对拍照留影的游客
　　康熙年间，方苞文名满天下，刘大櫆以布衣身份来到京师，把自己的文章献给方苞。方苞看了大为惊叹，逢人便说：“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子刘生，乃国士耳。” 刘大櫆一时名声大震。后来，刘大櫆成了姚鼐的古文老师，对他悉心培养，当年青的姚鼐科举失意时，能安慰他的也只有刘大櫆。
　　吴汝纶中年向直隶总督李鸿章辞官，要求担任莲池书院山长，实践其“教育救国”的理想，他在莲池书院培养了大批，华北一带的学子纷纷赶到莲池书院求学，有“吴门满天下”之美誉。后来，吴汝纶被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赴日本考察学制，回国赴任前，又在安庆创办了桐城学堂，并亲为学堂题写横匾：勉成国器！
　　我们去桐城中学，校园里清幽，绿树环抱，繁花绿茵，古意深深。在典雅古朴的半山阁西北侧，有学校创办人吴汝纶当年亲手所植的翠柏、藤蔓。有趣的是，在大多学校开始用电铃代替敲钟后，据说桐中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沿用“敲钟”这种传统的上课号令形式，这位声波远扬的“功臣”就坐落于钟楼那里。
　　1861年9月5日，太平军占领的长江中游重镇安庆被湘军攻破，长达一年多，牵动皖、鄂、赣、苏、浙几省战略态势的安庆之战落下帷幕。此战失败，成了太平命运的转折点，太平失去了天京上游最后一道屏障，面对清军的步步紧逼，不得不采取全面守势，直至三年后。
　　安庆的守军共用两万余人，都是陈玉成的部下。到了1860年，太平军已驻守八年之久。驻守期间，太平军将城墙筑高了五尺，又添筑子城一道，子城南自镇海门西起，先西北后东北绕一大圈后，止于北城墙。除此之外，太平军还另建了一座“耳”城，全力安庆。
　　此时的太平的政局，正处在般的犹豫不决之中。之前，那场最严重的领导集团的内部斗争殃及了的精英，东王杨秀清被杀，西王韦昌辉被杀，翼王石达开出走一场持续的大将从巅峰状态推向了衰落的边缘。
　　尽管如此，太平仍保持复苏的活力。两位最具才华的军事统帅登上了历史舞台，陈玉成和李秀成。此二人的努力，成功使江北的清军处于一片混乱之中。1858年9月他们又在淮北三河镇重创湘军，湘军悍将李续宾自缢身亡，曾国藩之弟曾国华也死于那场战役。
　　太平领导层地认识到，安庆是南京的西大门，它在军事上既护卫着天京的安全，又可作为向长江中上游发展的后盾。在经济上，可将各地的粮食源源不断地通过长江运往天京，确保天平的物质供应。干王洪仁玕打了一个比方：“夫长江者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省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尤其英王，由于安庆是天京的西大门，又是陈玉成部太平军的根据地，且英王全家均在安庆，故当安庆被围时，更是“急于解救安庆。”
　　清王朝方面，两江总督曾国藩也十分看重安庆的战略地位。他说，“欲廓清诸，必先攻破金陵”；“欲攻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和”；“欲驻兵滁、和，必先围安庆，以破陈逆之，兼捣庐州，以攻陈逆之所必救。”“吾但力求破安庆一关，此外不与之争得失”。
　　这也情有可原。江浙一带历来是清王朝财赋的重要产区，事关大体，所谓“江浙安危，在于呼吸”。咸丰帝命令曾国藩遵旨“率师东下，训扫贼氛”。清廷在上谕中也他：“曾国藩规复安庆，顿兵坚城，即使安庆得手，而苏、常有失，亦属得不偿失，全局糜烂，补救更难！”
　　另一方面，他派九弟曾国荃和湘军一万四千人继续围困安庆城。曾国荃是个以蛮出名的人，所谓“扎硬寨仗”，遇事不干则已，干则非达目的不可，拼上血本，甚至贴上老命也不在乎。他有个外号，叫“曾铁桶”。这一次，“曾铁桶”故技重施，在城东北西三面挖长壕两道，内壕用于围困安庆城内太平军，外壕用于抵御太平军援军，部队驻扎在两壕之间，营垒修得极为扎实、坚固。
　　太平的精英们无数次想解安庆之围，但都失败而走。最后想出一个“围魏救赵”的办法：分两大军，李秀成从长江南面、陈玉成从长江北边同时进军，夹攻武昌。武昌是湘军的大后方，也是湖北巡抚胡林翼的，湖广总督所在地，战略极其重要。如果太平军武昌，必定会让曾国藩分兵，这样，安庆之围也就迎刃而解了。
　　曾国荃守军在陈玉成的猛攻之下，十分危急，极为焦虑不安，曾国藩闻知后，乃急命鲍超从景德镇驰援安庆。此时，湘军的另外一劲旅多隆阿部在挂车河、练潭一线与太平军援师林绍璋、吴如孝、黄文金等部对垒，决战正酣。曾国藩给弟写信：“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
　　这场战争犬牙交错。里面是太平军，外面是湘军围城，再外面又是太平军，再外面又是湘军，僵持日久。这时桐城名士、湘军幕僚孙云锦向曾国荃献计，太平军的主将程学启很孝敬他的养母，不如用计把他养母拘入湘军大营，再程母：“学启不降，当诛尔亲子”。
　　在安庆城的外面，英王陈玉成还在苦思如何解救安庆。他亲临前线，把军队排成扇形，十挺进，对安庆进行最后一次救援。太平军将士每人背负着一束茅草，冲到清军的壕沟前，一面砍杀，一面用茅草把沟填平。清军据垒顽抗，集中所有的炮火向太平军密集轰击。太平军。壕沟里的尸体一层压着一层，和茅草混在一起，把壕沟都填平了。
　　安庆城中的守将吴定彩，趁陈玉成清军后壕之机，带领一批精锐将士，打开西门，绕过清军的壕沟，向东猛攻清军的新垒。主攻安庆的清军将领曾国藩亲自命令督战部队排在营垒的后方，对后退清军一律格杀，以太平军前进。如此激战了几个昼夜，安庆城外尸横遍野，连河水也被鲜血染红了。
　　9月5日，曾国荃点火，随着“轰”地一声巨响，安庆北城墙被炸出一个豁口，太平军叛将程学启部率先呐喊着攻了进去。安庆的太平守军自叶芸来以下一万六千多人已饿得奄奄一息，失去了抵抗力，眼睁睁地看着湘军的大刀向自己头上砍来。此刻的陈玉成站在不远处的山头上，亲眼目睹了安庆城的失陷，长啸哀号，泪如雨下。
　　湘军大开杀戒，成年男子全部被杀，万余妇女被掠走，无数尸体顺长江而下，密密麻麻塞满了江道。曾国荃后来写信给大哥，觉得自己太多，，。曾国藩立即回信：统军打仗，就是，有什么可懊悔的？
　　安庆陷落后，太平军长江以下无险可守，沿江城市相继失陷，从此，太平形势急转直下，无法。过了两年，天京陷落了。
　　2012年3月的一天，我在安庆的老城区里找了好久，终于在一条巷子里看到那传说中的英王府。我差点认不出它。屋内无疑着一百五十年来无法避免的混杂而犹疑的气味。到处都堆放着日常杂物和工具，没有华丽的雕花门窗，也没有精美的飞檐装饰，几个妇女在各自的门口捡菜或洗衣，一个老奶奶坐在一张摇摇欲坠的椅子上发呆。这里已经成了一个大杂院。而这，还是安庆乃至全国现存不多的太平重要历史遗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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