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接受采访称不可能一夫一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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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张贤亮著 作家出版社
　　注：本文发表于2013年6月3日的《经济观察报》
　　张贤亮今年77岁，在西北边陲的一座四合院里过着隐居生活，窗外能看到若隐若现的贺兰山脉。
　　和早年相比，他的生活安静了很多。上世纪80年代，身为名噪一时的作家，他总有写不完的小说。上世纪90年代，他以文联的身份下海经商，又有谈不完的买卖。到老了，他总算是名利双收，心满意足。
　　上网去搜一下“张贤亮”三个字，你自会知道他的经历。如果非要说是段传奇，起头就是一首诗，发表于1957年，叫做《大风歌》。如果不怕麻烦的话，还可以再去搜一下，网上也有这首诗的全文。现在看起来，这首诗不太符合当今的审美，起头就有一连好几个排比句“我来了”，接的还是感叹号，有点激动得喘不过气来的样子。再一想，放在那个年代倒也恰如其分，公私合营已经完成，大炼钢铁就要开始，想必一个19岁的少年也很难按捺住体内狂热的荷尔蒙。
　　这首热烈响应时代的诗歌得以顺利发表。以此为界，我们年轻男主人公的命运就此发生逆转。在接踵而来的运动中，他因此被划为。此前，他是世家的孙少爷，祖父和父亲都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他家住在上海高恩的洋房里。现在上海已经没有这个名字的街道了。不过，网络是个宝库，再搜索一下你就会发现，高恩在1949年以前之所以闻名遐迩，不仅因为是奢华的法租界，还因为赫赫有名的荣德生案就发生在这里。荣家和张家勉强也算邻居吧。
　　1957年，张贤亮开始了长达22年的生涯。后面的很多事情，我们通过去年那次劲爆的微博桃色风波，多少有所耳闻。在那次突然爆发又被迅速平息下去的风波里，张贤亮被塑造成了一个处处留情、出手大方的风流作家形象。很，好像这个风波跟莫言拿诺贝尔文学正好是前后脚。老作家久未写作，再一露面，竟然既不是因为文学成就，也不是因为商业名望，而是因为他跟其他30后截然不同的活法。
　　故事是假的，风流是真的。波谲云诡的风云以难以预料的方式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私生活。张贤亮承认，他的确有和30后同代人截然不同的性观念和婚姻观。他不接受一夫一妻制，并且有过很多情人。他坦然承认这个很难被主流社会接受的事实，说：“别人想女人的年龄，我在想，在想究竟是什么让我到了今天这一步。，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大半个世纪以来，家推动的社会变革深刻改变了每一个人的生活，甚至是性生活。耐人寻味的是，很多年以后，包括张贤亮在内的很多人，大伙儿做官的做官，出名的出名，发财的发财，但是即便像张贤亮这样曾经认为“，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的人，也不愿意再谈论。
　　或者说，他只能以调侃的方式来谈论之。在张贤亮的西部影视城里，有个大院，用于展示上世纪60年代的某些相关纪念物。这事原本阻力重重，根本办不成。不过，他想了个办法，在大院里做了一面照片墙，把历年来影视城视察参观过的领导照片都一一按照官阶排列。这是个恶作剧式的护身符，因为每次改选过后，他都要按照职位变动把这些照片重新排序。现在排名第一的姓甚名谁，我就不用说了。
　　尽管很少出门，张贤亮却称不上是个真正的隐士。他还是镇北堡西部影视城的董事长，在这片方圆数公里的砂砾泥土夯成的土堡里，有四五百人为他服务，也指望着他讨生活。这里头有水管工，有司机，有服务员，有大律系毕业的年轻文员，还有贴身伺候的“书僮”。现在，受电脑技术的冲击，来影视城拍戏的剧组已经越来越少，不过，张贤亮的各种语录、照片、书籍和讲话却越来越多，几乎随处可见。有一面高高的墙壁上，甚至刻着一个大大的红色的“忠”字。
　　这是张贤亮呼风唤雨的一座城。他是堡主，所有人都叫他“”。家主导的时代更迭深刻改变了张贤亮的一生。他对性、和的态度也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巨大变化。
　　张贤亮曾对产生过巨大的兴趣以及巨大的困惑。当一个人在饥饿、性压抑并且的情形下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期和一部分中年时光，他一定非常清楚，是和失控造就了他前半生的乖张命运。不过，当他的后半生以戏剧性方式重启的时候，他既没有成为复仇者，也没有成为者，他甚至把自己的者心态也尽量调整到接近零的状态。每一次潮流更替，他都没被落下。用时髦的话说，他算是“与时俱进”。用刻薄点的话说，他算是。
　　在老作家快要80岁的时候，我在他的院子里跟他聊了4个小时。院墙以外不到50米，就是周星驰拍《大话西游》的外景地。为了招徕游客，那里支起了喇叭，每天早晚循环播放那一段著名的台词：“如果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
　　闹哄哄又戏剧化的台词被院墙牢牢挡住。院子里非常精致，非常安静，正好就是一个老人值得享用的样子。不过，当老人打开话匣子，你就会知道，现实远比戏剧夸张。无论在生活里还是舞台上，人都很难掌控自己的命运。
　　问=经济观察报
　　答=张贤亮
　　问：现在回头看，你不觉得去年“5个情人”的微博事件像个荒诞小说吗？
　　答：对。早上十点钟，我在写字，记者给我打电话，说你上网了没有，看了吗。我一看，铺天盖地，真可笑。我的助理正在旁边，她还生气，我一点也不气，还是写我的东西，一整篇东西写完。人家奇怪我为什么若无其事，我反而给马缨花的经理发了个信息(注：马缨花为影视城下属的休闲中心)，说你不要生气，这是个。她还气得不得了，因为点了她的名。怎么会点名她，肯定是她雇的人。当时我就知道大概是什么人惹的祸。
　　第二天，有人发了张照片给我。第三天，有人给我发了个很长的短信，说对不起。没想到就是个小孩，才21岁。她怎么知道我手机呢，因为她的妈妈是我孙子的保姆。这也让我得了个教训，就是什么人都不能得罪，何况是你雇的下属。现在人们光知道雾霾，知道水不能喝，奶粉不可靠，归根结底是不可靠，穷了。
　　问：但从头里说，1979年之后到80年代初期，算是人生的小吧。
　　答：那时候人们有一个想改变的冲动，我们这批作家都是那时候冲出来的。
　　问：可是你43岁才出，没有钱，没有老婆，没有关系，那会儿怎么走第一步？就想着出来就要写小说吗？
　　答：没有。年龄有不饶人的地方，特别是体力劳动。我20多岁当然不说了，我第二次出队，1968年，32岁，那时候粮食基本上可以饱腹了。你不知道我劳动力有多强，背8袋洋面，每一袋50斤，而且是上三层楼的跳台。我挖渠挖沟总是第一个完成。那时候我的确膀大腰圆，因为我什么都吃，人在特别饥饿时，吸收营养的能力特别强，吃草都能够胖起来。但是，到了40岁，我明显感觉到我干不过20多岁的人了。40岁的时候是1976年，我还没出来呢，可是死了，我就知道中国要改变了。
　　问：有预感？
　　答：太有预感了。我劳动力又不那么强，恰恰那个时候还在高举思想。我想，我不是研究《资本论》嘛，我就开始写经济学论文，分析八小时工作制、社会主义按劳分配。
　　问：那时候可以写这些吗？
　　答：1976年我已经算是管制，算是戴了两顶帽子的农业工人。我傻得很透，弄经济学论文，给《红旗》。《红旗》不都是约稿嘛，指定谁写，哪能接受群众来稿。我投了好几篇，自己觉得很有见地，但都被退了回来。
　　我有一个老朋友叫叶正刚，他后来当了回族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的秘书长，两次他都跟我在一起，那是1977年，他已经在银川市恢复工作了。他跑来说，张贤亮，你怎么这么傻，中国哪有经济学？中国只有农业学大寨，工业学。他说你不是过去写诗的吗，你写一点诗歌投到上，只要你写得好，他们已经不去调查你成分了。
　　问：1957年写《大风歌》，给你惹来多少麻烦啊，还敢写？
　　答：找出嘛。他说，人家看你还能写几笔，说不定可以到农场中学当教员。我说好，就开始写诗，写新，可是我写的诗已经没有诗情了，写诗得有赤子。我就随便写了一篇小说，投到的，头版就登出来了。我说这也叫小说啊，这也叫小说的话，我还能写，我就继续写。这样连续发表了三篇小说以后，引起了党委的注意。有个二把手，是管意识形态的，他说写得好，然后就调查我，知道我有和这两个帽子在一起。他后来说，不对，这个人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去调查调查。这一下是五个部门——我原来所在的单位文化党校、我现在所在的单位就是亚湖农场、银川市、银川市检察院、银川市法院——五个单位组成了调查组。一翻我的案子，发现所谓以及，都是因为我写的红歌。1979年，我了，在我的那家社落实工作。
　　1980年，电影制片厂给我打电话，要改编我的一篇小说，叫《吉普赛人》。跑到，乡巴佬就进城了。我上一次回是1968年，我在《习惯死亡》里写到了我回来见妈妈的结局。这一次来，是参加电影研究的学习。那时候，李陀和谢铁骊都给我们讲过课，一天看四场内部电影，包括卓别林的，的确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当时我有一种感，非要把我经历的这一段记录下来不可。特别是我们民族不可遗忘的那一段历史，我们民族不能再走这一条了。
　　问：那时候没想留在？
　　答：我不想留在。1984年，王蒙当了作协的头，他跑来银川，让我去主编《人民文学》，我说我不去。他一看我的状态，也知道我不愿意去。
　　我从回来，很快就当(文联)了。很快的，一步，1983年当全国政协委员了。后来反资产阶级化，很多人不服，下面好多嫉妒我的人说，张贤亮这个出土文物、，现在还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我就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你说一个员协委员顶多两届，特殊需要是三届，但不能超过三届，我都当了四届政协委员了。我了，是员，我到处号召有志于改变中国的人参加中国。是务实的选择，你首先得取得话语权，然后才能做事情。
　　你去问问柳传志，他来问过我这个事。那是1990年代，他看到我的《小说中国》以后就专门在请我吃饭。后来他跑去月亮湖玩，又专门跑来我这儿一趟。他跟我说，张老师，你说我入不？我说你入啊，你入了党才有发言权啊。他入了党，后来马上请他去当特约代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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