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性现状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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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用品，一种日常生活用品
　　１９９３年３月，中国第一家性用品商店在北京悄然问世，店名叫“亚当夏娃保健中心”。随后，形形色色的性用品商店很快出现在许多城市的大街小巷。
　　这里所陈列的商品有令许多人面红耳赤的“塑胶自慰器”、“电子按摩器”……
　　位于广州繁华商业地段北京路的一家国营药店，原来没有性用品专柜。为了便于顾客了解和挑选，去年特辟性用品超市，实行开架销售。据这里的一位导购人员介绍，到这里购物的人，有男有女，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
　　在中国，性用品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流动人口（夫妻两地分居）、离婚人士和独身主义者的迅速增加，社会上已形成对性用品的市场需求。正如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生殖研究中心吴明章教授所说：“消费者的需要是性用品市场存在的最好理由。”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８日，在广州召开的一次“性保健品的应用和展望”研讨会上，中国性学会秘书长朱琪教授强调指出：性用品不是“淫药”、“淫具”，而是一种满足人们正常生理需求的生活用品。同时，性用品的使用对于抑制嫖娼、减少性病传播都有好处。
　　●性高潮：女性告别“第二性”
　　１９９３年，广州电台“零点１＋１”节目在神秘的夜空中正式开播，据说这是大陆第一条性热线。如今，只要在晚上１２点以后打开收音机，不论是经济台、交通台、音乐台、商业台，几乎所有的电台都变成了“性电台”。
　　在“性热线”上，女性听众向主持人咨询率最高的一个问题是：“我还没有达到性高潮，他就……”。
　　曾几何时，以羞涩著称的中国妇女岂敢奢谈性高潮？作为“第二性”，她们好象只懂得“俺把身子给了你”（曾是中国文学、影视作品的高频台词），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件“１＋１”的事。在黑暗中摸索了这么多年，她们如今终于从各种媒体上懂得了“快感”、“Ｇ点”……
　　中国性学会常务理事朱嘉铭先生认为：“９０年代女性很突出的一个进步在于，她们敢于在性满足、性体验方面追求和男人一样的平等。渴望性高潮是中国女性的巨大转变。”
　　●性生活不和谐：离婚的理由
　　不太夸张地说，今天的人们见了面，已经不问“吃了吗？”而是改问“离了吗？”
　　最近２０年，中国的离婚率直线上扬，已由１９７８年的３．７％上升到１９９６年的１２．１％。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开放城市，离婚率已超过２０％。而且，离婚率的增长速度还在逐年加快，广州去年上半年仅法院受理的离婚案，就比上年同期增长２５％。于是，“离婚餐厅”、“离婚学校”（相对于“婚前教育”的“离前教育”），也成为一些城市的时髦景观。
　　值得一提的是，离婚当事人陈述离婚理由时，８０年代最流行的是“感情破裂”，９０年代最流行的是“性生活不和谐”。有数字显示，在中国近几年来的离婚中，有３４．７％的离婚案是因为“性生活不和谐”。
　　据广州《黄金时代》杂志社一位资深编辑介绍，她所主持的“欢欢信箱”栏目里，８０年代读者来信询问最多的是“如何写情书”、“第一次约会该带什么礼物”之类，９０年代读者来信总在问“妻子性冷淡怎么办？”、“夫妻之间如何同时获得性高潮”之类。她调侃说：“过去中国人只懂得谈恋爱，现在不但要会谈，而且还要会做。”
　　●性功能障碍：男人何止心太软
　　按理说这几年咱们中国人过上了好日子，吃得好了，喝得也好了。可是不知怎么回事儿，我们的男同胞却腰酸了，肾虚了……，于是，满大街都是这个宝、那个精；这个鞭、那个鳖。就在我家楼下的信筒里，几乎每天都会被塞进几份广告小报，全都是为了“还我男子汉的威力”。广州一位食品公司的经理朋友曾讲过一个笑话，假如你开发出一种新食品来，现在最流行的营销策略是：对老人说可以长寿，对儿童说可以提高智力，对妇女说可以美容或减肥，对男人则说可以壮阳。
　　据有关专家估计，中国目前至少有１０％的成年男性患有不同程度的性功能障碍。而实际人数恐怕远不止这个数，谁愿意承认自己是“萎哥”呢？
　　幸好“伟哥”来了！
　　“伟哥”１９９８年风靡全球。在广州、深圳一带，一片“伟哥”的黑市价高达３００元以上。据报导，中国有关部门目前已委托北京、武汉和上海几家医院对“伟哥”进行二期临床试验，预计到１９９９年４月将合法上市。
　　●精子库：“献精者”的困惑
　　１９９２年，上海仁济医院建立了全国首家精子库。然而，建库６年，来此献精者不足８０人，而来自全国各地的求精者则是献精者的１０倍以上。
　　据该院有关人士说，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制约，倡议人们献精比献血还不容易接受。
　　据了解，到该院献精每次可获报酬２００元。
　　１９９８年９月１日，仁济医院在“上海热线”互联网开设了精子库网站，到年底约有１００位志愿者报名献精。
　　据该网站创建者陈彬大夫介绍，过去因为不敢大张旗鼓做广告，所以一般从大学生中找献精者。而这１００多位献精供选人中，除大学生外还有外企员工、银行职员和国家公务员。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有几位义务献精者尚未参加体检，就被家里人“劝退”了。
　　●黄昏恋：夕阳无限好
　　进入９０年代以来，“黄昏恋”成为老年人的一个流行词，有些城市还专门成立了“老年人婚恋介绍所”。
　　据统计，广东省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丧偶率达３６％，城市老人再婚率达５％。
　　目前，中国老龄人口已达１．２亿人，中国即将步入老年社会。
　　而另一项题为《全国性文明》的调查显示，中国女性５１岁以后停止性生活的，城市占３５．３％，农村占５８．３％；中国男性５１岁以后停止性生活的，城市占５６．８％，农村占８０．６％。有关专家认为：中国老年人停止性生活的时间太早了。
　　●婚前性行为：别忘了安全套
　　当女儿要去和男友约会时，美国母亲的叮咛是“别忘了戴安全套”，中国母亲的叮嘱是“早点回家”。但是现在，中国母亲也开始担心“安全套”的问题了。
　　据北京《女性月刊》去年发布的《我们的性生长历程》专题调查，中国城市知识青年首次与异性性交的年龄在１７─１９岁之间的女性为２７％，男性为２０％；在２０─２２岁之间的女性为２８％，男性为１３％。
　　据上海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１９９７年的调查，６９．３４％的上海未婚女青年承认有过婚前性行为，其中有过婚前妊娠史的占３９．９％。
　　其实，即使在相对保守的乡镇小街上，我们也经常会看到诸如此类的街头广告：“往前２００米处，人工流产，昼夜营业，绝对保密”。
　　１９９８年３月，深圳街头出现了安全套自动投币售货机，只要你投入一元港币，即得到一只“小夜曲”牌安全套。
　　●性骚扰：烦恼的“桃色瘟疫”
　　正当克林顿被莱温斯基那条蓝色的连衣裙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１９９８年７月５日，一则新华社电讯援引全国人大常委陈癸尊先生的话说：“中国需要惩罚性骚扰和对异性滥用职权的法律。”
　　１９９２年下半年至１９９４年上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灿曾就性骚扰问题，在北京、上海、长沙和西安进行了随机调查，在２００多位受访对象中，有８４．２％的人曾经遭遇性骚扰。
　　另据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的一项调查分析：被骚扰者９０．２％是从事文职工作和专业技术工作的女性，骚扰者６７．５％是处于领导地位的男性。
　　广州一位白领丽人说：“我们最头疼的事情就是‘领导关心’。”
　　●同性恋：一种亚文化
　　１９９１年，安徽省无为县女青年潘玉珍因与另一位女性林永霞谈恋爱，被林父告到当地公安机关。上报有关部门后，得到的批复是：“什么是同性恋，以及同性恋的责任问题在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原则上可不予处理，也不宜以流氓罪给予治安处罚。”
　　对于同性恋，以前许多人不是被当作“流氓”，便是被当作“患者”，直到李银河女士出版了《同性恋亚文化》，人们才明白，原来同性恋是一种“亚文化”。
　　在李银河女士对中国１２０位同性恋者的个案访谈中，叙述爱情所用的词汇有“爱上了”、“占有”、“海誓山盟”、“感情破裂”等爱情名词。一位“同志”（同性恋者）说：“我丝毫不认为我的倾向有任何不正当的地方，我坚信这是人类天性中的一部份。”
　　１９９８年２月，“华人同志交流大会”在香港召开，内地也有一些代表和专家出席。
　　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４日，北京同性恋者在一家麦当劳举行聚会，这一天是浪漫的“情人节”。
　　●性病：世纪末的流行病？
　　走在城市背阴的小巷，我们的视线无法回避这四处张贴的“城市牛皮癣”──专治淋病、梅毒、疱疹、尖锐湿疣……
　　据全国性病控制中心提供的数据，性病已成为中国继痢疾和肝炎之后的第三大传染病。１９９７年，全国共报告８种性病４６万余例，比１９９６年增长了１５．８％。而据国家卫生部调查，实际患病人数是报告病例的５─１０倍。
　　从地区分布来看，发现性病病例最多的省市依次是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和四川，病例合计占全国总数的一半以上。
　　从职业分布来看，据一位性病专家介绍，性病高发群依次是卖淫女、个体工商户（私企老板）、汽车司机、营销人员和党政机关干部。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世纪末，“性”及其相关的一切已经堂皇地走上了中国人的“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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