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两代人：上一代人的“怕”到了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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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采访中，我们感受到知青子女有三个共同的，或隐或显。其一，他们仍然在回想和理解，当初父母为什么要把自己送回上海；其二，如何已经长大，但他们中的好些仍背负着父母的期待，和因此产生的失望；其三，许多知青家庭都回到了上海，但彼此似乎都有遗憾，心灵和情感交流还不够，两代人如何更好的了解和沟通？
　　学者孙沛东的研究提供一种理解。
　　“焦虑源于害怕，而害怕源于的历程。知青一代曾因‘天不怕、地不怕’而著称，不怕权威，不怕‘’，不怕天翻地覆、不怕妖怪。事实上，他们这一代人的‘怕’非常多。他们曾经有过被耽误的学校教育，被耽误的社会生活，以及在社会转型中的经济困窘。他们深知被耽误的后果，所以试图力保自己的子女千万不能被耽误。”
　　这个发现，源自她对上海公园相亲角的研究。
　　孙沛东说自己是个道地的“人”。2007年来上海工作前，她对这座城市知之甚少。那时候，为了适应和融入新的生活，几乎每个周末，她都行走在上海的角角落落。
　　2007年9月的一个周末，她来到了闹市区一座公园，“遇见”了里面的相亲角。
　　“一群中老年人三三两两或立或坐，以品评的眼光相互打量着。这些人的共同点是都拿着纸牌或者站在自己的摊位面前。事实上，这是一个婚姻市场，一个独一无二的公共。他们为人父母，面容疲惫，心事重重，自带干粮饮品和小板凳，沐雨节风，却气节不倒，口气强硬，绝不让步。为了帮助儿女们挑选合适的‘结婚候选人’，他们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搭乘公共交通或驾车聚集到这个公园的一角。”
　　他们为什么会如此深度地介入子女的婚姻？年轻人为什么会同意父母帮助自己相亲？更有意思的是：“（起初）让我感觉到非常刺耳的内容，就是其中涉及交易的成分：择偶的标准具体到不能再具体，得不能再，完全市场化。而人们试图用一种市场的方式去解决情感的问题，这是一个悖论，所以相亲角不可能成功率高。但同时，这里的人气却总是那么旺。这是为什么？”
　　孙沛东开始了为期10个月的田野调查，访问了43位相亲角中的父母。经过样本分析，这些父母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群体特点：“白发相亲”者以上海知青这一群体为主。
　　“我们访问了43位父母，以上海本地人为主（83.7%），只有7位来自外地，占16.3%。总体看来，他们都是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而且70%（30人）属于知青一代。而这些相亲角‘上市’的年轻人中，大部分就是‘知青子女’。与他们的父母一样，经过努力，他们也已经成为上海年轻的中产阶层。他们中间主要以上海本地人为主，学历较高，本科以及以上占80%以上；职业中以普通白领、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为主，占到95.6%。46多位待婚者中，女性占6成以上。”
　　随着调查的持续深入，孙沛东找到了相亲角“成功率低，却人气旺盛”的主要原因。
　　“对知青一代父母而言，相亲角不仅是为了子女寻找结婚对象的地方，也是这些上海知青排忧解闷的场所，相亲角是他们的情感驿站。诉苦、感慨、不解等感情交织在一起。比如被访者S13-YGR（注：调查时使用的编号），平时在家里就是‘毛线打打，家务做做’。周末去公园相亲角已经成为了退休后的全部周末生活。在她女儿眼中，与其说母亲是去帮自己找对象，倒不如更像是去‘短途旅游’。”
　　此外，“相亲角也是知青一代交流日常生活信息的平台。交谈内容不仅涉及子女相亲，也涉及很多生活琐事和社会。他们会比较来公园的几种交通工具的利弊，乘坐几号线在什么地方换线省钱又方便；他们也会比较各个区之间的物价和消费水平；还会交流哪个超市购买的生活用品质量上乘，等等。更有趣的是，相亲角还成了单身老人的‘鹊桥会’。”
　　深入的研究，令孙沛东理解了那些最初听起来刺耳的“相亲条件论”“我们似乎隐约觉察出这里是充满着怕与爱的生活本身。”
　　“知青一代曾因‘天不怕、地不怕’而著称，不怕权威，不怕‘’，不怕天翻地覆、不怕妖怪。事实上，通过相亲角的以及对知青一代生活史的研究，我们认为他们这一代人的‘怕’非常多。”
　　“43位被访者大多是幸运者，较好的人生机遇，再加上他们自身的努力，使得他们在市场化过程中成功地跻身为城市的中产阶层。然而，对62资料稍加分析便知，1990年代以来，他们十分惊讶地发现：他们这个群体有很多人，后难以再谋到一份足以自己和家庭体面的正当职业，对市场化中出现的种种变动诚惶诚恐且难以应对，最终成为发展中被甩出的包袱。正是这些有着同样上山下乡经历的同龄人的命运和，时刻着他们的不易，使他们珍惜现在的生活际遇，体现在子女择偶上，就是寻求‘上迁婚’和‘同质婚’，复制自身的社会地位，实现地位的代际传承。”
　　“因为怕，他们要求对方学历良好，工作稳定，薪酬优厚，婚房齐备。他们曾经求学无门，正常的学校教育被打断，所以他们希望子女及未来的配偶能够接受完整而良好的正规教育；他们自己或配偶及看得见的同龄人曾经遭受失业的灾难，所以他们渴望子女及其配偶能够有一份良好的职业，能够在职场上实现；他们曾经长时间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化的浪潮冲去了计划体制下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他们必须努力适应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冲击，所以他们对和地位的与追求与日俱增；因为时代和个人的原因，不讲条件，不讲感觉而直接走入婚姻，他们中有些人为此经历了痛苦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所以他们不能看着自己的子女重蹈覆辙，他们决定帮子女谈条件，为子女创造更多的机会寻找并培养自己的感觉。他们有意规避困难，希望子女不必经历自己曾经尝过的痛苦。”
　　同时，孙沛东也给出了自己最初的两个问题的回答：父母为什么能够代替子女相亲？子女为什么能够同意父母帮助自己相亲？事实上，每个家庭看似日常的生活真切地体现着社会的宏观变迁。
　　“1978年以后，效率和竞争的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逐渐主流，面对当下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待婚（实际上包括已婚子女）子女和其父母的关系明显加强了，家庭对于个人的和发展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等中国日常生活领域中几项重大问题的市场化，客观上强化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联系。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处在市场化中的父母和子女对彼此承担了至关重要的责任，休戚与共，直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2012年，孙沛东的研究专著《谁来娶我的女儿上海相亲角与“白发相亲”》出版，并于一个月后旋即再版，再次引发了学术界、中外和对知青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知青子女原本就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从事着不同的职业，过着不同的生活。学界关于知青群体的研究，如法国做知青史研究的学者潘鸣啸先生在多地的新书宣讲会上，很多听众正是知青子女。而从知青子女择偶这个视角切入，探讨知青一代在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的经历，并且与相亲角、‘白发相亲’、‘剩男剩女’等社会热点勾连起来，从代际累积这个结果，追溯知青一代自身的情感，生活，他们独特的生命历程，从历史的深度去挖掘这个问题，为更加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自从《谁来娶我的女儿》2013年再版以后，我经常在自己的微博上看到各种的留言，很多留言者说他们是关注知青群体的和知青子女。”孙沛东在电邮中回复道。
　　“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当父母对子女的前途所能做的选择很有限的时候，很多时候子女只能接受来自父母的种种安排。当时，在国家和地方回城政策的影响下，知青子女先于父母回城便是这种种安排中的一种。当知青一代父母受到甩掉农村户口回大上海，回家，回到父母身边，回到自己生长的城市，回到城市生活这类切切实实目标鼓舞时，骨肉分离，家庭，情感受伤，心灵孤苦这类问题对当时的他们来说，太过奢侈。有什么能比给孩子一个可能更好的起点更让父母欣慰的事呢？知青子女与其同龄人不同的是，他们在走自己的人生的同时，还背负着父母的人生：那没有实现的念想，渴望拥有或继续拥有的一切：高学历、好工作、知心爱人和美好生活。”
　　孙沛东在相亲角的研究中深深地感受到，“经历了多次动荡后，‘怕’已经成为知青人生字典上的一个关键字。这种‘怕’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和一种时刻长鸣的警钟，并且自然而然地到下一代的身上。”
　　无论是知青子女，还是他们的父辈，看见和理解这些沉重的怕，将是他们各自生命真正的契机。
　　■孙沛东，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巴黎学院（Sciences-Po Paris）社会学博士，中山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领域包括消费与时尚，婚恋与市场，国家与社会。本篇采访结合了该书的内容和对孙沛东的电邮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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