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回避的：乡村文明在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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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青壮年大量外流，农村空心化严重，一些地方遭到，一些地方公益事业乏人问津，一些地方社会结构有所松动、社会风气有所、伦理有所滑坡。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在社会的巨大变迁面前，面临严峻。
　　但毋庸置疑的是，农业不会消失，农村不会，农民不会绝迹。即便中国城镇化率达到70%，仍将会有数亿人生活在乡村。乡土社会一直是，也将永远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分;乡土文明，哺育了中国，也必将承衣钵开新命，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进程!
　　如何重建乡村社会?如何跨越乡村文明的断裂带?如何打造新乡村文明?这就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时代命题。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长期关注这一问题，历年组织师生利用春节假期回乡调研，调研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2015年，师生们又写出了100余篇回乡记，从不同侧面记录乡村社会变迁，从各个角度思考乡村社会重建。本期专题我们摘编部分篇目，期望这些文章不仅能一慰读者的“乡愁”，更能引起全社会对乡村建设的重视与思考。(专题策划：高远至)
　　传统沉浮
　　一块匾：铭刻于心的乡村温情
　　■ 宋丽朝
　　姥姥今年90岁，是个慈祥的老人。农历腊月二十三，这天是个好日子，因为乡邻商议这一天给姥姥“挂匾”。姥姥以前是我们这一带的乡村接生员，一辈子接生过的孩子成百上千，在贫寒的岁月里，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会给一个家庭带来新的希望和欢乐。乡邻们不忘当年恩情，在姥姥90岁高龄时，自发送匾以表谢意。
　　姥姥在农村做了40多年的接生员，足迹遍布方圆数十里，经她的手而诞生的孩子有的已经当了爷爷，有的还是年轻后生;有的是朴实农民，有的成了社会精英。姥姥说，过去我们农村的医疗条件不好，产妇都在家生孩子，每次接生她都要在床前一直守候几小时甚至十几小时，有时要跋涉数十里，有时要惊心动魄地抢救无呼吸的婴儿……
　　姥姥当接生员是当年组织的安排。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勤劳能干的姥姥被村干部通知去夜校学习，到了之后才知道是学习为妇女接生。她组织安排，学习。尽管她大字不识一个，却学得又好又快。学成之后，姥姥便在乡卫生站做了全职接生员。人民时代，接生属于集体劳动，劳动工分就是报酬;分田到户之后，接生不再属于集体事务，可是由于周围十里八乡都知道姥姥会接生，所以人们还总是来请她，只是这时候不算集体劳动，也就没有正式的报酬。
　　物资匮乏的年代，白面汤是月子里的妇女才能吃到的食物，姥姥时常被人留下喝碗面汤，算是对接生的酬谢。乡村里的许多孩子都是她接生的，从村前到村后，从本村到外村，人们只要见到姥姥，大老远地就打招呼，不是叫奶奶，就是叫婶子。农民没有什么贵重东西来答谢，姥姥也不图这个，一句奶奶的，一个欢乐的笑脸，就能使这个逐渐驼背的慈祥老人畅怀多时。
　　在我们乡村社会还有很多关于爱戴与尊重的故事。我的爷爷去世10多年了，他是个木匠，祖传的手艺。以前，每家每户的门窗家具、桌椅板凳都需要木匠来做，于是爷爷为他人“帮工”就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候几个壮年劳动力帮工一个月，分文不取。直到父亲这辈儿，为乡邻磨镰刀、磨剪刀、做桌椅板凳、做案板、修理农具、修理门窗等，都是极其平常的事情。长辈们服务于乡村的劳动自然没有什么报酬，却在劳动中积攒了人情与尊重。
　　我们村的老村医也是这样，他今年已经70多岁，从集体时代便是赤脚医生，几乎给所有的村民看过病。农村的行医条件非常艰苦，对手脚不灵便的老人他都上门出诊，也有很多半夜急诊的情况。很多时候，为农民看生理上疾病的同时还要进行上的慰藉，一番嘘寒问暖，几句儿女家常，就能把村民的病医好一半。而农民的生活条件有限，特别是一些困难老人，赊账非常普遍，收不回账的情况时有发生。艰苦的付出使村医也收获了人们的尊重和信任。
　　现在，接生员、木匠等都已经逐渐退出乡村生活的舞台了，可是这些人留给人们的念想却时常浮现。在他们的身上，呈现的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技艺，更是这种技艺所代表的守望相助的感情。技艺不断精炼，感情日益积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断增加，乡村社会因而被这种情感之网编织起来。
　　这是一种被“接生”的乡村社会。人是核心，感情是主导。接生一个新的生命，需要知识与技能，更需要许许多多对于人本身的与关爱。我们出生在一个充满爱与关怀的乡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又再生产着乡村社会的文化基础。因而，乡村社会的接生员不仅是替人接生，也在无意间形塑了这个关于爱和温情的社会。
　　然而，如今的乡村社会正在远离那个情感之网的演绎和编织。被“接生”的乡村社会也已经被现代技术和现代日益占据。农民发现，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钱就可以办到;互助合作能办的事，钱能够又快又好地办到;治病救人也是钱的交换。一切都可以用钱买到，这在方便我们的同时，也让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温情渐渐变淡。
　　可是，人们怀念这份温情，需要这份温情。于是，一些人便想到了90岁的姥姥多年前的。与其说这次“挂匾”是为姥姥，不如说它是乡村社会的“乡愁”，是乡村社会的文化反思。
　　一个仪式：乡土社会伦理空间
　　■ 高万芹
　　我的家乡位于鲁中地区，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离孔子家乡比较近的缘故，家里过年的习俗多，规矩也多，每次回家过年都感觉很忙。尤其是大学毕业后，除了帮助爸妈张罗以外，还要参与各种和活动。老妈从腊月二十二开始忙碌，一直到初六、初七才能空闲下来，其中最忙的是年三十到初二。在家乡，真正的过年也就是这几天，年三十吃团圆饭、初一拜年、初二送家堂，其中送家堂对一个来说是最重要的仪式。
　　按照传统习俗，各都要在年三十下午吃完团圆饭后设神位、摆家堂，供祭祀和晚辈敬拜，初一拜年就是跪拜这些神位和灵位，初二送家堂也是送走这些的神灵和先人。年三十下午，内的男丁要去长辈那里帮忙张罗摆设。神位一般是设两个，天地神位和财神神位，天地神位设在庭院，财神神位设在屋内。摆家堂主要是摆上先人的牌位，一般是去世的三代亲。老人抚养儿女长大便是功劳，死后可以与神一样受到家人的敬拜。
　　初二送“家堂”，中的人要通过放鞭炮的仪式送走先人，也意味着过年祭祀活动的结束。初二中午每家每户还要准备一桌子的饭菜，吃完之后，先在自己家放鞭炮送走天地神灵和先人，然后带上鞭炮去家族内摆家堂的长辈家集合，一起送走先人。我的爷爷在同辈中是老大，因此，爷爷在的时候，每年初二我们全家都会带上鞭炮到爷爷家集合，五服以内的亲也都到他家集合。爷爷很喜欢这样的大家庭，五服以内的亲人到场，看到自家人丁兴旺，听到亲人夸赞他福气好、儿女孝顺，他就非常高兴。
　　但是，说不清从何时开始，大家参与的热情有所降低。不只是送家堂，丧葬、先人的忌日，传统的仪式性活动都不再像以前那么隆重。
　　这些家族仪式会不会随着农村传统伦理的衰落和老一辈的故去而消失?老妈认为不会，送家堂不该取消，应该被传承。每次送家堂，老妈都很累，忙这忙那，还一定要我们姐弟打扮得体去参与，好像就是为了让先人和亲人看看我们三个。在她看来，我们姐弟三个站在一起就是一道风景，虽然现在我们三个都没有什么大成就，但抚养我们三个不容易，苦尽虽未甘来，却也看到了希望。
　　老爸也兴致勃勃地参与这样的活动。老爸很早就跟着爷爷做这些事情，他对逝去不久的爷爷奶奶感情深厚，忙里忙外也是尽一份孝心，当然作为的一，他也理应尽责。然而，他一遍遍地跑来跑去，尽心尽力，不仅仅是责任的问题，他在摆家堂、送家堂的仪式活动中，很有存在感和意义感。在他眼中，一个年就是在这些仪式的忙碌中，才有年味。
　　老爸老妈之所以认为送家堂很重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相信的幸福生活要靠神灵和先人的，对于神灵和先人，他们不敢，也不敢不畏，害怕自己的行为他们，把灾难到家人头上。他们年年祈求神灵我们姐弟发大财、当大官，年年失望，却仍然年年，这份希望，强大而坚韧，即使遇到困难也永不。
　　我不知道他们的力量来自哪里，他们对待生活和压力为何如此乐观，直到大姑的几句话把我点醒。她说人在拉巴(养育)孩子的时候“最有劲”，只要人生任务没有完成，儿女没有成家立业，父母总是能够使出力气为孩子打拼，“心气”高得很，再多困难也不怕，不图别的，就希望自己的儿女过得好，自己脸上有光。在我们这里时常听到有父母把“任务”和“退休”挂在嘴边——等到儿女成家立业，日子过得安稳，老一辈就算完成了人生“任务”，可以光荣“退休”了。
　　儿女和家族亲情作为他们的堡垒和支撑，让老一辈在经历人事变迁和面对困难时保持乐观和坚韧，让他们在应对现代性冲击时不至于无依无靠，没有了家园。仪式是这种人生价值和意义的集中体现，生活也就在这些仪式中铺陈着、舒展着。
　　送家堂就是这些仪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一年一度的送家堂是一场，它维系着生命传承的神圣感，维系着家族血脉的亲情，给人以依靠和温暖。与此同时，它也在亲人之间形成一种场，优秀的家族得到，有的受到教育，伦理价值由此潜移默化被传承。此外，它还创造了一个压力空间。它让人们在先人和亲人面前敞开，诉说一年的酸甜苦辣，得到安慰和鼓励，对未来重新充满希望。这样的仪式，是一种纽带，一种关联方式，让人们不至于过度个体化，在适应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不至于无所适从。
　　送家堂的仪式虽然不像以前那么隆重，却仍然是乡土社会的重要一环。如果连这样的仪式都没有了，年可就真的没有年味了。没有了一年一度与自己的内心，与亲人交流、对话的机会，过年就了作为生活加油站的作用，作为不断向内所有德和伦理准绳的机会。
　　农村的伦理生活确实在“日新月异”中衰落，但是，只要家庭和生儿育女的伦理价值在农民的生活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这些仪式就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因为它们维系的团结和认知，编制农民生活的意义网络，也告诉和后辈，生养是一种神圣的行为，为人父母是有巨大功劳的，应该得到后辈的孝敬，死后也应该被隆重祭奠。
　　一个字：观念冲突闹出了人命
　　■ 杨春滋
　　农历腊月二十一，妈妈突然接到她大伯去世的消息。妈妈觉得很不理解，因为腊月十九亲戚们刚去参加他曾孙的满月酒席。当时老人身体健康、也很好。很快，妈妈就从亲戚那儿得知，老人是上吊的。
　　母亲的大伯从小居住在村里，靠种地为生，共养育了两个儿子，是夏姓家族辈分最高、年龄最长的老人。去年冬，他年满八十九岁，又喜得曾孙子，成为村中唯一的四代同堂的家庭。腊月十九，夏家的三层楼房张灯结彩，鞭炮阵阵。在外打工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媳带着曾孙回来了，为曾孙办“满月酒”。由于夏家在村中的影响，亲友、乡邻都赶来贺喜，共摆了43桌酒席。
　　当晚，老人向儿子问起曾孙取名的事，儿子告诉他：曾孙姓夏，考虑到媳妇是独生子女，就取了媳妇的姓作为名字的第二个字，代替了家族中本来的辈分“书”。老人听后非常，当着部分未走的亲戚说：姓夏的生的儿子从来都是依辈取名的，不能乱辈。儿子说：一辈管一辈，只要姓夏，不按辈分没有多大事，现在好多人都不按辈分起名。由于两人都是火爆脾气，越争越急，互不让步。说到激动处，老人骂起儿子，骂了很多难听的话，儿子觉得没有面子，就推了老人一掌。老人气得要打儿子……
　　老人怒气未平，觉得孙子是自己一手带大的，平时最听话，又喊来孙子，问曾孙的名字是谁起的，怎么连辈分都不依。孙子说：爷爷，名字是我起的，不能怪爸妈。老人一听火更大，又提起椅子要打孙子……
　　第二天一早，儿子跑到镇上，请大哥(老人的大儿子)将老人接到家里消消气，孙子则驾车办年货去了。腊月二十一中午回到家中，发现老人已在楼房客厅穿戴整齐悬梁自尽了。
　　安葬完老人，村里人、亲友们议论颇多。有的说，老人太固执，为争曾孙的辈分，选择自尽的方式，有点极端。有的人也私下，儿子、孙子不孝，为曾孙的辈分闹出了人命，让一个高寿老人不能善终。老人的弟弟们岁数也都不小了，赶来为长兄送行。老人的七弟说，“小事打破大缸”，吵是吵，闹是闹，不能闹出人命来，这一闹，让侄儿、侄孙在村里抬不起头来，夏家老兄弟们在村里都觉得没面子。
　　看起来只是姓名之争，其实是家庭中新旧权威的冲突，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碰撞。儿子外出打工挣钱后，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不再那么老父亲的严格要求，想用自己的方式来经营生活，也不想承担族责任和义务，只想过好自己家的小日子。但在老父亲的眼里，这是忘本、不，这是对他的不尊重和挑战，心中难以接受。更深层的问题是，儿孙长期在外打工，接触各种人和事，思想和生活都已经和现代生活接轨，他们不再想遵守传统的规则和约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也不明白这些秩序对老人的意义。
　　这个悲剧在一些人看来可能不可思议，但它只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目前在农村广泛存在的观念冲突、情感撞击。传统价值受到巨大的冲击，在农村尤其是农村的代际矛盾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新旧价值的交锋中，人们要面对许多矛盾、困惑、痛苦，如何尽快走出这一境地，整合新旧价值，促进代际沟通理解，确实引人深思啊!
　　一副牌：何处寻找乡村新文化
　　■ 冷波
　　村里大多数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只有过年的时候，人才是满满当当的。他们回得晚，走得早，过去的乡间文化娱乐活动早已无人问津，什么样的年味才能满足这些短暂停留的“客人”?摆一张桌子，有人端茶倒水，有人递烟分瓜子，有人陪聊陪玩，再加上一副扑克，整个待客之道就形成了。旧的文化活动了，村里人不再像以前那样过年，而乡村还无法承载城里的文化活动，于是就自发形成了牌文化以时间。
　　我的村子是单姓村，相对其他村子要大一些，人口也多一些。周围的一些小村子，人口少，这几年冷清得很。走亲访友的时候，我听一些人说，住在小村子没意思，不好玩，村子没有生气。然而，在我的村子，人们就觉得很好玩，因为随时都可以聚众打牌，哪怕在平常，村中也是打牌不断。
　　村里的旧集体活动后，人们自发地形成了以打牌为主的新集体活动。以前的活动，男女老少都可以参与，现在的活动，男女老少依然都可以参与。打工者过年回家最多一个月的时间，主要就是通过打牌实现互动。
　　牌桌是个舞台，有主角有观众。男女老少皆会打牌，不同的牌桌是不同的舞台，人们八仙过海，各显，有技术流的、有玩刺激的、有生马子的、有玩表情的等。技术流的人能掐会算，火眼金睛，一眼就能洞穿别人的牌;玩刺激的人，出手狠，不琢磨就砸钱;生马子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按常理出牌，很克技术流;玩表情的人，有好牌装可怜，没好牌装牛气，和他方观众眉来眼去获取信息。打牌也“分群体”，也需要“志同道合”，除了个别女的和男的一起打牌，一般来说，男女不同桌，男的玩得些，女的玩得温柔些，小孩子玩得随意些。
　　你在那儿看他们打牌，喜怒哀乐一览无余，有拿了一手好牌沾沾自喜的，有出错一张牌难当的，有一手烂牌捋不顺而唉声叹气的，有封人之牌自己却被封而不已的。打牌者抖擞地奋战，观战者更加有劲头，叫喊声、数落声不绝于耳。主角在展示中，显示了，了情绪;观众在围观中，打发了时间，获得了谈资。在展示与观看的过程中，牌桌周围形成了一个场，玩得好的会得到观众的赞许，玩得差的会成为观众的笑谈，肯为大家打牌出钱出力组织的人一定十分受欢迎，这也会成为人们心中的一种声誉。
　　在村里，打牌满足着群体性活动的需求，看起来既有凝聚力又有影响力。但是，这就是新的乡村文化吗?旧的乡村文化衰落了，新的乡村文化真的应该是这副模样吗?农村究竟应该有怎样的文化和娱乐?像我村子这样的牌文化是对旧文化的正常替代，还是一种畸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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